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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私校亂象,擇優錄取已成窮人的騙局 載入評論...
大西洋月刊 2021-03-14 08:53

Caitlin Flanagan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以一個私立學校家長和私立學校老師的雙重身份,和辛辣戲謔的筆調揭示了私立學校根深蒂固的不公平,以及對窮人孩子未來的擔憂。這些為「雞娃」一擲萬金的曼哈頓富豪為「雞娃」無所不用其極,而仰仗他們捐款的私校也變相助長了不正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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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爾頓學院是曼哈頓最挑剔的私立學校之一,部分原因是它知道一個關鍵問題的答案:對沖基金投資者們想要什麼?

他們想要別人沒有的東西。在道爾頓,這意味著一個「住校的考古學家」,一個教學廚房,一個屋頂溫室,和一個「被之前的裝修所破壞」後來又精心修復的劇院舞台。

當地土地使用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在學校最近一次改造后說:「接下來,這裡將成為一個直升機場。」這次改造為學校四棟建築中的一棟增加了兩層,面積達12000平方英尺(約1100平方米),以更好地讓學生們「為他們將要繼承的激動人心的世界做好準備」。今天擁有道爾頓,明天擁有全世界。

因此,當這所學校剛剛上任、拿著70萬美元薪水的校長吉姆·貝斯特說,道爾頓學院不能如家長所願在秋季開設面授課堂時,這是一個失策。如果曼哈頓其他的精英學校也這麼做的話,情況可能會好一些。但是三一學院準備開學了,還有那些可怕的女子學校:布里爾利、南丁格爾-班福德、查賓、斯賓塞,都開學了。

道爾頓的家長,為一個孩子支付5.4萬美元的道爾頓家長,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落後於同齡人多久呢?更重要的是,她會打開《紐約時報》,看到控訴在疫情期間野蠻的不平等的文章:公立學校關閉,而私立學校允許開放,他們能承受自己的孩子在電腦屏幕前萎靡不振,忍受各種忽視多久呢?

道爾頓的家長不應該站在無情的不平等的那一方。她應該關心這種不平等,在瀏覽新聞時,她也同情地低聲抱怨不平等現象,她那溫和的關切聲被噴氣式發動機的轟鳴所掩蓋,但她不應該成為其中的受害者。

10月初,態度嚴厲的電子郵件開始進入貝斯特校長的收件箱。20名醫生跟孩子們一起寫道,他們「感到沮喪和困惑,希望更多地了解學校採用線上課程背後的考慮。」這不是一個對挫折容忍度很高的群體。他們寫道:「請告訴我們,重新全面開放的標準是什麼。」他們還扔下了狠話:「據我們所知,幾所同行學校不僅維持開放,而且還非常活躍。」

在醫生們介入后不久,70多名帶著孩子的家長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學校開學。他們寫道:「我們的孩子悲傷、困惑、孤獨。」他們彷彿在描述維多利亞時代孤兒院受到的指控。他們質疑為什麼「他們周圍的人都能上學,而他們卻不能。」

精英私立學校的家長們有時會抱怨,他們為什麼都不在公立學校讀書,還得用自己繳納的稅款來資助公立學校。但相反的觀點更有說服力,為什麼公立學校的家長,為什麼任何人,都要來支持私立學校?Exeter學校有1100名學生和13億美元的捐贈基金;Andover有1150名學生,在目前的資金籌集活動中有望獲得4億美元的資金。所有這些現金,光榮的現金,湧入會計室且100%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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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校將那些擁有一切可能優勢的孩子環繞起來,讓他們深陷財富的泥潭:這些學校的畢業生能拿到最好大學的名額。全國只有不到2%的學生就讀於所謂的私立學校,但耶魯2024屆畢業生中有24%的人來自私立高中。在普林斯頓,這個數字是25%。在布朗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這個數字更高:29%。

你要考慮到這些學生並不是平均分佈在全國1600多所私立學校中,而是集中在最高檔的學校時,這些數字就更加驚人了,這些學校也是這篇文章的重點。在過去的5年裡,道爾頓學院將大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送到了常春藤盟校,斯賓塞學院也是如此。洛杉磯的哈佛-韋斯特萊克高中(Harvard-Westlake,下文簡稱HW)把45個孩子送進了哈佛。馬薩諸塞州的諾布爾和格里諾學校做得更好:有50名學生去了哈佛大學。

無論多麼無心,這些學校傳遞給了我們清晰的統治階級價值觀——主要是,對生活採取某種殘忍的方式是有好處的。的確,他們用慷慨的經濟援助來安慰自己的良心。就像電視劇中慷慨的富人,管理者們瀏覽非富人階層孩子的申請,決定給誰一個機會,讓他們的生活永遠改變。

但真正讓這些學校變得可笑的是,它們最近堅稱自己是公平、甚至是「包容性」的。「一年5萬元學費的學校,除了為富人提供非常昂貴的消費品外,不能有別的功能。如果這些學校真的關心公平,他們該做的就是買來鏈條鎖,關門大吉。

我已經關注這些學校很多年了,部分原因是我曾經在其中一所學校教書。在我獲得那份工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教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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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人數非常少的課堂里,我們閱讀非常好的書籍,並引導學生深入思考書上的文字。教案並不是老師要羅列的要點,而是一系列的問題。有時候更好:只有一個問題。我總是開玩笑說,完美的教學計劃應該是等到學生們在教室集合后,扔給他們一本《伊利亞特》,然後去吃午飯。到了高中,這種做法奏效了,到那時,學生們已經知道我們在教他們什麼了。我的系主任有一次告訴我:「七年級的學生會說麥克白很奇怪,12年級的學生會說麥克白很有野心。」一旦學生們能做出這樣的判斷時,就可以上大學了。

每個部門都有一部黑色的老式笨重電話,但它幾乎沒有響過。偶爾有那麼幾次,有媽媽打電話來表示擔憂她的孩子,而你靠在文件柜上,一邊說著鼓勵的話,一邊看著你的同事,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你能相信這玩意兒嗎?」那個時候這裡還是一所男校,孩子們不能談戀愛,只有艱苦的學習和體育運動。我們的口號是:掙脫束縛!還有一個是:我們的故事將從這裡開始。

但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成了一位母親的攻擊目標,她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閃現。她的孩子是一個堅強的學生,一個可靠、認真的學生,但他也很好鬥,而且很刻薄。此外,我還覺得他的關注點不在繆斯女神和詩人身上。

有一天,我給他的一項創意寫作作業打了個A -。沒過多久,她媽媽打電話來,她很生氣。我解釋說,這個成績不會降低他的平均成績,但她不在乎。她想和她丈夫來學校見我。我以為我不會同意這樣一個荒謬的要求,但事實證明我同意了。在可怕的45分鐘里,我坐在一間借來的辦公室里,跟顯然受到羞辱的父親和憤怒的母親討論這首10年級詩歌的優點,我們每個人都被鎖在了同樣棘手的立場上:他們想讓我改成績,我想要他們閉嘴,他們大舉進攻,而我寸步不讓。

家長和老師的權力對調

第二年,我回到學校,從郵箱里取出我的班級學生名單,發現那孩子又在我手裡。我跑到部門主管那裡,問能否把他調到另一個班級,他的父母肯定也在努力這麼做,但是不行。他日復一日地坐在座位上,滔滔不絕地進行朗讀和課堂寫作。然而,有一天,他沒有達標,又得了一個A -。我把論文交還給學生,就去英語系辦公室休息了。不到10分鐘,電話響了,又是他媽媽打來的!抱怨成績!這怎麼可能?我才剛把論文交給他!當她喋喋不休時,一個畫面我腦中靈光一閃:教學樓側面,很少有人用的公用電話,我急忙掛斷了電話。

我對我的朋友說:「那個小混蛋用公用電話給他媽媽打電話了!」

她支持地說:「真是個慫貨!」有一些年長的老師指導我們,他們從不叫他們的學生「混蛋」或「慫貨」。但他們的寶貴經驗我花了幾年時間才明白過來。

我又一次不得不和孩子的父母見面。回到借來的辦公室,回到受挫的爸爸和氣呼呼的媽媽面前,但我堅持我給出的成績很公正,他們又一次不開心地離開了。

你現在一定已經聽出來了,我說的這個故事是25年前的老故事了,那個時候的學校一直支持著我,當我與今天的私立學校教師交談時,他們不再感受到這種支持了,雖然現在許多學校的行政人員負責安撫家長,但他們經常向老師建議如何更好地幫助完成這項任務。如果那個母親打電話給了上級,我肯定她打了,不會有人告訴我,學校里也沒人告訴我這些家長是主要捐贈者,在那個年代,大家都認為老師負責管好孩子,行政人員負責管好家長。

這次會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家長們就成績跟老師吵是很不尋常的。那時家長們仍然信任我們這樣的學校。他們明白,除了少數上文所述的例外情況,我們對這些男孩有很深的感情,在他們需要休息時會給他們一些時間,並在每年年底設法推動他們的成績上升,讓他們的努力得到回報。沒有什麼比給一個孩子寫大學推薦信,幾個月後,他衝進你的辦公室,說:「我被錄取了!」更讓人感到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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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離開了這所學校,在任職的最後幾個星期,另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它發生在另一位老師身上。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法語成績非常生氣,他要求複核,老師從她的成績單上讀齣兒子的分數,而父親則憤怒地將數字輸入兒子的成績計算器中。這似乎不應該是家長做的事情,但私立學校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父母們正在獲得一種新的醜陋的權力感。

在我成為私立學校的家長之前,嘲笑私立學校的家長要容易得多。當了7年教師后,我看到了私立中學教育的潛力,我決心不管花費多少讓我自己的孩子接受這樣的教育。但直到我變換了角色,從私立學校的老師變成了私立學校的家長,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一領域是多麼地不堪重負。

邁克爾·湯普森與艾莉森·福克斯合著2005年出版的《理解私立學校家長》一書讓我對私立學校的動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心理學家湯普森訪問或諮詢過其中的800所學校。在他看來,位高權重的家長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會帶著權威的力量湧入學校,像對待下級員工一樣對待五年級的老師。

湯普森在前言中寫道:「私立學校的家長和他們孩子的老師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與過去相比,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們現在花了更多的時間來關注家長的需求和擔憂。」

15年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以至於湯普森正在寫一本新書,這次是和另一位心理學家羅伯特·埃文斯一起寫的。埃文斯告訴我:「過去幾年裡,父母們變得更無情,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並不是虐待,他們就是不肯放手。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無法放下他們的恐懼,放下自己的孩子會在不知不覺中落後的恐懼,所以他們需要不斷向老師求證。」

當他們的孩子進入高年級時,家長們希望老師、教練和顧問能夠完全專註於幫助他們創造一份哈佛無法抗拒的成績單。埃文斯告訴我:「這種家長對他們想要的結果很執著,在他們的工作生活中,也是這樣說一不二的,他們周圍都是他們的員工,他們把事情交代給員工,在他們眼裡,教師也是員工,但事實上老師並不為他們工作。」

為什麼這些父母需要這麼多安慰呢?他們「發現讓他們的孩子進入那些好學校越來越難了」,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如此,還不止這些,父母們有一種感覺,他們的孩子將會遭遇一個比他們以前更凄涼的境地。殘酷的、贏者通吃的經濟模式不會出現在父母身上——那是祖父輩的情況,但他們擔心,這種情況會降臨到他們的孩子身上,即使是良好的教育也可能無法確保他們能成為專業人士。

埃文斯告訴我:「一半的律師說他們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們在學位上所花的學費。」進入一所頂尖的醫學院變得異常困難;2018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學排名發現,上榜的118所醫學院的平均錄取率為6.8%。至於那些特別優秀的醫學院,這個比例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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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自己孩子能上好大學,家長無所不用其極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創造了「精英陷阱」一詞,這是一種將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獎勵給越來越少的贏家的制度。他在書中寫道:「今天的精英人士仍然聲稱通過才能和努力才取得的領先地位,他們使用的手段對任何人都是開放的。」

然而,在實踐中,現在所謂的擇優錄取制度將非精英階層的所有人都排除在外。這是一個欺騙窮人的系統,掏空了中產階級,把富家子弟變成了精疲力竭、焦慮不安、壓力最大的青少年,他們以為他們的未來取決於能否進入一所通常會拒絕90%以上申請人的頂尖大學。

見過很多這樣的孩子的兒科醫生告訴我,孩子們已經開始崩潰了,有些家長為了幫助他們的孩子振作,要求醫生給他們開「聰明葯(一種治療注意力不集中的藥物)」,甚至用安眠藥來幫助孩子保持狀態,當孩子的表現沒有達到父母的要求時,父母就會想辦法開出一些文件,使學生可以不限時地參加SAT和ACT考試,媽媽往往會給她的朋友打電話,尋找合適的教育心理學家,並讓這個孩子參加一系列的測試,醫生幾乎總能找到一些辦法。

家長們不會考慮的一件事是,也許這種高壓的學校本身就是問題所在,學生必須維持最佳的學習狀態,服藥,告訴老師「診斷書中」有哪些殘疾,同時把目光投向斯坦福。

父母們也快崩潰了,也許他們也應該接受藥物治療。兩年前,他們的焦慮導致他們中的一群人發起了一場令人震驚的起義,他們襲擊了華盛頓特區一坐代表著欲求受挫且被認定有欺詐行為的堡壘:西德維爾學院(Sidwell Friends)諮詢辦公室。

當一所私立學校脫穎而出時,往往是因為這所學校吸引了一位名人家長,一位足夠受人尊敬的家長,所以學校的實力似乎得到了一種認可。在華盛頓特區的這所教友會學校西德維爾學院,有四位這樣的家長:比爾·柯林頓和希拉里·柯林頓,以及巴拉克·奧巴馬以及米歇爾·奧巴馬。理查德·尼克松也把他的女兒送進了這所學校,但沒掀起什麼水花。但今天,他給家長團體帶來一點多樣性:他是一個真正的貴格會信徒(美國基督教一個分支教派)。

這所學校現在是如此繁華,以至於它的校園有點像貴格會式的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忘記在臭氣熏天的老體育館開會的日子吧,現在有一個低調奢華的會館,用的材料是如此的優質、簡單、昂貴,且環保,美德和仁慈一定會跟隨它的捐助者一生。該建築被美國建築師協會引用,指出內部是「來自馬里蘭穀倉長期閑置的橡樹」,外部「覆蓋著新澤西的洋槐木」。

像所有貴格會學校一樣,西德維爾的目標是幫助孩子們傾聽並回應上帝溫柔而微小的聲音。但可以有把握地說,與貴格會的信仰相比,西德維爾的父母們更關心的是大學錄取。如果她告訴你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那麼她對大學招生或者貴格會教義一定有什麼誤會。

在「怎樣才能讓你的孩子進入西德維爾」這個問題上,沒人知道答案。最好的策略可能是發起一場不太可能的美國總統競選,如果成功的話,就申請這個學校,應該希望還蠻大的。

貴格會主義提供了一種堤壩,保護它的信徒不受金錢和權力的侵蝕。但就像所有堤壩一樣,它是可以被攻破的。兩年前,西德維爾學院的家長們終於衝破了舉止優雅的束縛,變得瘋狂起來。一些2019屆學生的家長感受到了大學招生周期的壓力,發起了一場恐嚇、監視、潛伏在校園裡的破壞活動,並在媒體上曝光了西德維爾的真實面目,上帝平靜而微弱的聲音無法與貝塞斯達(一家遊戲公司)里提供的「通靈尖叫」功能相抗衡(通靈尖叫是貝塞斯達開發的遊戲《魔獸世界》中懲戒牧師和暗影牧師的12級能力,可以使牧師釋放尖叫,使附近的敵人恐懼逃竄,持續8秒)。

大學諮詢辦公室主任帕特里克·加拉格爾令人震驚地在12月份一封給12年級家長的電子郵件中寫道:「控制一下自己。」 從加拉格爾概述的新政策中,你可以看出這些家長在搞些什麼鬼。這些政策包括:不從被隱藏的號碼撥打電話,不發送匿名信,不跟輔導員傳播其他學生的隱私,不秘密記錄輔導員的談話。

加拉格爾的忠告中最令人驚訝的一點是:「雖然我經常在早上8點之前到達辦公室,但這並不意味著父母應該在門廳、停車場或我的辦公室門外等著我。」這簡直就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說的「埋伏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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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格爾在郵件中明確表示,為了提高自己孩子上大學的幾率,家長們一直在試圖阻止別人家的孩子上大學。他是在寒假前不久發出這封信的,這封信在私立學校里就相當於周五的新聞。這是一種學校的交流方式,既能讓幹壞事的家長們受到敲打,又能讓其他家長相信動壞主意的家長們並沒有得逞。高年級的每位家長都不可避免地害怕自己的孩子成為攻擊的目標。

寒假過後,學校校長布萊恩·加曼發了一封跟進郵件,重申了加拉格爾宣布的政策。他還提醒家長,大學輔導員不會對任何學生的「檔案詢問做出任何回應」。加曼說,這些父母的行為已經變得「越來越激烈和不恰當」,包括「對員工的言語攻擊」。但這些過失為被置於接受和不評判的背景下。他寫道,大學錄取「可以提高父母的耐心和情感能力。」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富有,不妨試著表現得不好,看看當權者是否會因為延長了你的耐心和情感能力而向你道歉。到學年結束時,西德維爾的三位大學輔導員中有兩位已經辭職。

大學招生是少數富人被迫爭奪稀缺資源的情況之一。是什麼邏輯使他們相信與大學輔導員作對會有幫助?眼看著就要收到威廉姆斯學院(美國頂尖文理學院)的拒信了,他們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私立學校經常做出家長們無法理解的決定。就像古代人一樣,父母們試圖弄明白其中的關竅。他們認為大學錄取必須是私立學校的上帝,錯了;或者上帝必須是體育、機構或大學先修課程成績?錯,錯,還是錯。

私立學校的上帝是錢。

在一所私立學校里,這裡沒有稅收,沒有市政債券,也沒有為該地區申請的額外資金。所有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都是由學校自己籌集資金支付的:每一片草地、智能板、教學樓、辦公時間、足球、學校心理醫生、新粉刷工作,還有歷史悠久的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彩光灑在蜜糖色的長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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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通常支付學校的部分但不是全部運營費用,反正學校就是這麼跟你說的,還會用一個餅狀圖來證明。不管是哪所學校,在哪裡,也不管學生家長多有錢,學校管理人員總是在追查這條「虧空」之龍。就我個人而言,我開始懷疑整個前提。不過,這顯然是促成被稱為「年度捐贈」的「搖錢樹」的最佳借口。

在這個一年一度的籌款活動中,還在被5萬美元一年的學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新父母們發現,學校對他們的期望還遠不止此。這些學校的謀生之道是雙職工夫婦,這樣的父母非常關心孩子的教育,且有能力負擔,雖然也不輕鬆。

真正的大錢是通過籌款活動而來。這些籌款活動是為了資助一項主要的學校項目:用金幣鋪就的更衣室、吞併其他學校、幹掉對手校長。這些運動有一些可笑的名字:「想象未來」之類的,並且會持續了數年。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私立學校的家長在學校里進進出出不是為了這些活動。

2006年,康涅狄格州的喬特羅斯瑪麗學院宣布其資本運動「領導的機會」 進入「公籌階段」。目標是2億美元,當該活動在當年11月隆重宣布時,在為期兩年「無聲」的初步籌款中,已經賺到了1億多美元。這些捐款包括來自沃爾頓家族的1200萬美元;科勒公司的小赫伯特·科勒的2000萬美元;一位1927年畢業於喬特羅斯瑪麗學院的女士捐了600萬美元。

在該活動開始兩年後,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但這並沒有放慢活動的步伐,最終為其帶來2.17億美元的收入。但是,作為良好管理的一個標誌,學校通知校友和社區的其他相關成員,它已經決定凍結教師的工資。這是一所共有850名學生的高中,在7年時間裡,每個學生籌集了近26萬美元。但學校還想要更多。目前,喬特羅斯瑪麗學院正處於下一個資本運動的「無聲」階段,2019年,該校宣稱這次活動的目標是3億美元。

這些學校會接受什麼形式的付款方式?你能想到的都可以。不管你拿來什麼樣的資產,他們都會幫你把它們兌現的。紐約市斯賓塞學院指出,你可以通過信用卡、支票或證券(股票或共同基金)作為禮物進行捐贈。你可以在遺囑中為學校指定資金,或從你的退休計劃中捐贈資金,或讓學校成為你的人壽保險計劃的受益人,或建立一個慈善信託。

不可避免的事實是,在這些學校,金錢引導著各種各樣的決定。《理解私立學校家長》一書的作者邁克爾·湯普森注意到,學校在「家長與學校關係」上的投資越來越多,從籌款的角度來看,這很好,但從學校教育的角度來看,那可就不一定了。

這些年來,我與許多私立學校的孩子交談過,他們覺得對於巨額捐贈者的孩子有一套單獨的規則。在我看來,他們的看法絕對是正確的。私立學校的捐贈是學校高層和個人捐贈者之間花費時間精力建立私人關係的結果。一個大額捐贈者希望他的孩子得到優待,這並非不合理,這種情況對他來說也很正常。

去年夏天,我採訪了普林斯頓大學2020屆畢業生利亞姆·奧康納,他從特拉華州懷俄明州的一所公立學校來到普林斯頓大學。他選擇這所著名的大學是因為「在我申請的所有學校中,它是最便宜的。」甚至比特拉華州立大學還要便宜,他本來要支付特拉華大學的州內學費。

高中時,奧康納花了兩個暑假完成州規定的體育課要求,以便在學年裡擠出更多的時間學習科學課。即便如此,當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時,他發現自己的準備不及私立學校的孩子充分,也不及那些來自經過精挑細選的公立高中的孩子。他告訴我:「就像有人給了我一副望遠鏡,讓我看到在領先我前面一大段的地方還有很多人。」

奧康納在《普林斯頓人日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闡述這些私立高中的學生在普林斯頓的優勢。他寫道,大多數美國高中的數學課程是微積分I,「但多變數微積分和線性代數,這些通常是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的科目,在有錢的高中也很普遍。」安多弗和其他幾所頂級私立學校還提供有機化學課程。

所有這些準備工作不僅能幫助私立學校的孩子進入精英大學,而且他們一旦到達那裡,就可以佔據主導地位。奧康納稱,在過去10年裡,普林斯頓大學的羅德獎學金獲得者(不包括國際學生)有三分之二來自私立學校。享有盛名的薩克斯獎學金為兩名畢業生提供了出國工作、學習或旅行的機會,其中三分之二的獲獎者也是如此。「班級遺產獎」(頒給每個班級學生的學術獎項)的獲獎者中,有47%曾就讀於私立學校。這就是為什麼富有的父母認為把孩子送進正確的預科學校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因為他們知道贏者通吃。

家長們痴迷於找出哪些學校是最好大學的附屬學校。大學輔導員告訴家長們,時代變了,不再有哪所高中可以直接通向某所精英大學。但他們並沒有完全說實話。

當楊西圖(Sai To Yeung ,音譯)還是一名高三學生時,他並不知道有多少學生進入了競爭激烈的大學,但他決定「懷揣遠大的夢想」,當他進入哈佛大學時,他感到很激動。他覺得招生過程神秘的面紗應該被揭開。他告訴我,他決定「從混亂中恢復秩序」,並追蹤哪些學校把學生送到了哈佛、普林斯頓和麻省理工這三所大學。我問他怎麼弄到的,他說他不能透露他的方法。利亞姆·奧康納為普林斯頓複查了楊西圖的大部分數據,發現除了「個別錯誤」外,信息基本都是正確的。

楊西圖的研究成果在一個名為「PolarisList」的網站。普林斯頓大學2015年至2018年的畢業生數據真是令人振奮,送去的學校名單上主要是設有特別課程的公里學校、富裕地區的公立學校和著名的預科學校:勞倫斯維爾學校(Lawrenceville School)、埃克塞特(Exeter)、德爾巴頓(Delbarton)、安多弗(Andover)和迪爾菲爾德學院(Deerfield Academy)。在普林斯頓排名前25名的學校中,只有三所是公立學校,有15%以上的學生有資格享受免費或減價午餐。

如果你在離普林斯頓不遠的一所寄宿學校勞倫斯維爾學校上學,它是普林斯頓錄取率最高的學校之一,那你去普林斯頓大學的機會幾乎是別人的七倍,如果你去了史岱文森高中,這是一個選拔性極強的公立學校,它也是普林斯頓錄取率極高的學校,那裡有45%的孩子都因為家庭收入過低而享受免費或優惠午餐。但與普通的美國公立學校相比呢?你不會想知道的。

這是另一個真正需要調查的龐大數字,《窮人的特權:精英大學如何辜負弱勢學生》一書的作者安東尼·亞伯拉罕·傑克稱,精英大學中超過50%的低收入黑人學生就讀於頂級私立學校。這就意味著,這些只教育了極小比例的黑人青少年的學校,對這些孩子中哪些人能上最好的大學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對於教育界人士來說,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在通往社會和職業成功的舊道路上,有一些專門為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孩子開闢的道路。對其他人來說,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如果這些孩子想要進入精英大學,他們目前最好的選擇是去讀一所對許多黑人來說是痛苦經歷的學校。

作為去年夏天抗議活動的一部分,一些私立學校的黑人學生和校友開始了一場強大的Instagram活動,他們匿名描述了種族主義遭遇。大多數帖子都詳細描述了最近的經歷,但最令人難忘的往往是那些更早的經歷。一個1984年畢業於埃克塞特的人寫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個黑人男孩在周六下午漫步穿過體育館,心裡想著自己的事,一個體操運動員正在表演,我可以看到她優雅地在空中跳躍,做著各種各樣的動作,我覺得很好奇。」之後一位白人婦女走到他跟前,讓他管好自己的心思。「她暗示我並不是在欣賞一項體育運動,而是在覬覦一個年輕的白人女孩。」

他寫道:「直到今天,每當我在電視上看到體操運動員表演時,哪怕那個體操運動員是西蒙·拜爾斯,我都會想起她那尖利、刻薄的聲音。」

在最近一些學生的帖子中,令人驚訝的是有好幾種經歷是反覆聯繫在一起的:期望黑人孩子成為優秀的運動員(也可能是較弱的學生);侮辱黑人學生的家庭背景;教師反覆混淆黑人學生的名字;其他學生不斷地伸出手去觸摸黑人女孩的頭髮;非黑人學生使用N 開頭的詞語。這些帖子合起來看,就是對學校的譴責。

去年夏天,我採訪了斯賓塞2014屆畢業生賽達·貝洛-奧薩吉,她是一名黑人。這所學校讓她走上了一條通往人生中最想要的東西的道路:她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在那裡她意識到自己對電視和電影有著熱情。這是她的領域。2018年,她參與了《有色眼鏡》的拍攝,並目睹了艾娃·杜威內導演的一幕:一個人在以最高的水準講述她想要講述的故事。

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奧薩吉滿懷深情地談到了她在斯賓塞學院結識的朋友和激勵過她的老師。但在面試快結束時,我問她這段經歷是否有什麼負面影響。她說,在所有預科學校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項目中,「總是有這樣的開場白:『好吧,現在我們歡迎你加入多數派,這是你應該加入的行列』,可以這麼說,就是和白人站在一起。但是,在你的內心深處,你是在犧牲自己作為人的身份,這種情況反過來是不可能發生的。」她現在意識到,去斯賓塞學院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之一就是「犧牲我的黑人身份」。

道爾頓一直認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是進步的,它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私立學校中解決黑人學生問題的領導者。但在道爾頓的Instagram賬戶上,黑人表達的不滿並不令人意外。

今年夏天,學校校長吉姆·貝斯特宣布,他已經「承諾道爾頓將成為一個鮮明的、高調的、根本的的反種族主義機構。」他發布了實現這一轉變的計劃,但老師們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去年12月,一份由120名教職員工在夏季簽署的文件公開了。它列出了一系列建議:如果到2025年道爾頓的學生結構不能與紐約的人口結構相匹配,那麼將有一半的捐款流向紐約的公立學校;學校將必須僱用12名多元化官員(大約每100名學生就有1名);所有的學生都必須上有關黑人解放的課程;學校里的所有成年人,包括家長志願者,將被要求完成每年的反種族主義培訓。如果到2023年黑人學生不能達到完全平等,相關分組課程就必須被取消(註:分組課程是根據學生的學術能力將他們按照學校的所有科目或特定課程進行分組,學生和學習成績與自己相同水平的同學一起上學術課。)。

家長們要求立即停止課程改革

私立學校的家長們非常害怕被稱為種族主義者,對於他們的學校突然接受新做法的感受,他們不會公開發表任何意見。相反,他們選擇了匿名信件和向媒體泄密。去年12月,道爾頓社群的某個人把教師名單泄露給了斯科特·約翰斯頓,他經常寫關於精英教育的文章。他在自己的網站「Naked Dollar」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華爾街日報》請他寫一篇評論文章,他寫了——文章的標題引人注目:「革命吞噬了紐約的精英道爾頓學院」。

貝斯特給家長們寫信說,這份清單不是要求,而是「協商的開始」。然而,幾周后,一群匿名的家長,不清楚有多少人,寫了一封很長的抱怨信,這封信也被泄露,抱怨已經發生的變化。

這封信中寫道:「很明顯,整個夏天,當全國各地的學校都在深入思考如何重新開學和教育學生時,道爾頓管理層正在進行一場徹底改革學校課程和教學方法的運動。」

根據這封信,科學課上有「種族主義警察」的重演,藝術課關注的是「去中心化的白人」,而健康課則研究了白人至上主義。這些家長寫道:「對學習和教學的熱愛現在正在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門『反種族主義課程』,今年的每一節課都對種族和身份問題過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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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爾頓學院的緊張局勢令人好奇:是否有足夠多富有的白人家長願意每年支付5.4萬美元,讓他們的孩子在科學課上扮演種族主義警察的角色,或者更大的侮辱——扮演種族主義警察男二號?

家長們也有他們自己的要求,包括立即停止課程改革。據斯科特·約翰斯頓稱,一些董事會成員認為這封信本身就是種族歧視,學校已經採取了措施,從其網站上刪除了董事會成員的名字。

家長的信遭到了嘲笑。但他們不是公立學校系統的家長,他們是奢侈品消費者,如果他們不開心,他們不會只寫匿名信。他們會用傳統的方式讓學校知道——減少他們的捐款。錢是富人表達內心深處情感的方式。

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教育不應該是奢侈品

在夏季,曼哈頓的私立學校家庭逃離了這座城市,前往他們漢普頓的房子,他們打電話給 Citarella美食市場要求送貨,告訴園丁打開游泳池,告訴清潔女工給卧室通風,之後,她們安心坐下來開始讀《白人的脆弱》(一本講述白人在種族立場中的難處的書籍)或者至少是跟《白人的脆弱》相關的書。但在漢普頓感到懊惱是一回事,讓你的孩子隨便問你是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很久以前,我就在WH中學教書,我的一個兒子也是從那裡畢業的。在那裡,一些教師採取了一種在大學里已經很普遍的做法:承認校園坐落在土著人的土地上。一位中學英語教師在她的教學大綱中寫道:「我們承認克日族、通瓦族、丘馬什族、塔塔維安族、瑟拉諾族、卡惠拉族、路易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這片土地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守護者和管理者。」我們也通過與地球母親建立關係來紀念他們。」

為了響應WH學校新的反種族主義舉措,人們在Instagram上創建了一個名為「WH覺醒」的賬戶。它的一篇文章評論了這些真誠承認的欺騙性,因為學校再一次對欺騙了地球母親。他們甚至還以400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更多被該屬於土著人的土地,現在學校正在向父母們施壓,要求他們幫助翻新這處被收購的房產,這處房產是一家私人網球俱樂部,位於離學校一英里的地方。

該帳戶的管理員寫道:

「一方面,我們可以嘲笑WH最近對激進時尚的滑稽擁抱。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孩子被灌輸了可怕的價值觀:偽善和不誠實沒有問題,只要你的美德閃耀著時髦的政治正確信號。而那些時髦的政治正確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只是在作秀,一種讓特權和財富沒有罪惡感的方式。」

這些學校的問題是由它們的商業模式決定的。他們的存在依賴於最富有的父母和最有權力的管理者之間秘而不宣的親密關係。當前的體系致力於用力過度——更大、更好、更多。學校為了項目和校園而相互競爭;很多學校的設施豪華到讓人反感。

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限制家長個人的捐款額度,還要承認學校不需要成為作秀的地方。為了變得更加公平,他們將不得不變得不那麼富裕,並冒著失去一些富有父母的風險。但從本質來說,他們就是想要網球俱樂部和被視為社會變革的中心。

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不需要這些昂貴的學校,也不需要用私人財富來資助像教育這樣的基礎性的東西。我們不能讓富人家的孩子和少數彩票中獎者獲得優秀的教育,而讓那麼多窮孩子上不合格的學校。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教育不應該是奢侈品。

我們已經成為一個沒有脫貧的機會,甚至沒有脫離工人階級機會的國家了。我們允許大多數公立學校倒閉,而昂貴的私立學校在決定誰能在贏家圈子裡佔有一席之地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許多為美國最富有的孩子開設的學校都有大門和保安,傳遞出來的信息是:你對我們來說是寶貴的。許多為貧困兒童開設的學校都配備了金屬探測器和警察,傳遞出來的信息是:你對我們來說是個威脅。

公立學校教育,幫助一代又一代美國人超越出生環境的特殊力量,已經被深深地,也許是不可挽回地破壞了。在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只有一半的公立學校學生在閱讀方面達到了年級水平,在數學方面甚至更少。當一場危機持續的時間足夠長,它就不再像一場危機,而更像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為貧困兒童服務的學校不應該是我們最好的學校嗎?

當我開始在WH學院教書時,它還沒有成為征服世界的WH,在貝爾艾爾的中心地帶有第二個校園。1988年,26歲的我來到這裡。錢是有的,但還不那麼明顯,校園仍有一點破舊,附屬建築藏在山坡上,有些還任其腐爛。一座教學樓在大雨中漏水嚴重,以至於有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我們都得踩著走廊里濕透了的工業地毯,在教室的油布地板上留下濕漉漉的腳印。

但我並不在意這些。

在那些天真爛漫的日子裡,我認為學校是真正實現轉變的地方。你來的時候是一個人,走的時候又是另一個人。秋天的時候,山谷里非常熱,麥克白還很奇怪,到了春天,藍花楹開花了,麥克白變得野心勃勃了。在那之後,我們已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教給他們了,該是孩子們離開的時候了。